在战国的历史舞台上,群雄逐鹿,风云变幻。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国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格局。虽说春秋时的中山、卫、宋等国依旧在名义上存活,但已被彻底边缘化,难再称得上大国。例如宋国,在春秋时期一度名声显赫,但到了战国,只因在齐国和楚国的夹缝中勉强求生,才勉强支撑到齐闵王时期。而七国之中,楚国无疑是土地最为广阔、军力最为雄厚的国家之一。它的兵员号称百万,仿佛无敌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楚国却在这段历史中鲜有出彩的表现,这背后隐藏的原因,正是楚国所采用的封君制度,成为了其衰败的根源之一。
楚国的衰退,并非从楚怀王开始,而是从楚平王时期埋下了祸根。楚平王的种种举措,最终导致了伍子胥的复仇与楚国的灭亡。封君制与分封制原本是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,周天子通过将土地封给诸侯,诸侯再将土地分给卿,卿也能将土地再分配给家臣,甚至家臣也有权分封。然而,家臣和家丁所分得的土地并不世袭。最典型的例子便是“三家分晋”,当时六卿的土地几乎都已成为世袭财产,最终比公室的权力还要庞大,简直如同公开拍卖的股份。
展开剩余80%封君制在战国时期普遍实施,各大诸侯国的国君几乎都享有了周天子那般的待遇。因此,各国都逐渐称王,而士大夫的地位也水涨船高。以楚国为例,春申君、魏国的信陵君等封君称号便由此诞生,而楚国率先实施了这一制度。春秋后期,楚平王将伍子胥驱逐出境,送往吴国,这一举动为楚国未来的祸患种下了种子。果然,到了楚昭王时期,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都,楚国因此大伤元气。即便楚昭王之后复国,恢复了一些国力,但余下的隐患依旧无法消除。
为了稳定王室,避免内乱,楚惠王开始将自己的兄弟封为各地的封君,形成了楚国的封君制度。首个封君公孙宁被封为析君,之后陆续封了鲁阳文君、陵君、鄂君等多个封君,最后,楚国竟然封了62个封君。这一制度与西周的分封亲戚和功臣有异曲同工之妙,最终也导致了类似的结局。自此,楚国的朝政便被各大贵族家庭所把持。到了楚悼王时期,吴起意图削弱楚国的封君权力,然而却因力不从心而丧命,尽管有贵族被清洗,但楚国的贵族势力依旧根深蒂固。封藩容易,但削藩难,楚国的政治格局因此愈发复杂,贵族势力始终难以削弱。
不难看出,楚国的致命问题在于其动员能力极为薄弱。楚国虽然疆域辽阔,但粮草与兵员并不充裕,且历代对战争的偏重使得其赋税成为列国之最。相比之下,楚国的军事制度依旧停留在早期的战车战法上,这让楚国在与魏、秦等强国的交锋中,常常处于被动地位。楚国的军队由私兵、中央军和地方兵构成,私兵最为精锐。然而,由于封君们大多不愿参与战斗,许多战争中的“出工不出力”,使得楚国屡次失败。在吞并越国后,楚国再未取得显著的胜利,反而与中原的各国几乎屡战屡败,尤其在魏武侯时期,魏国的进攻让楚国在中原丧失了大片领土。
楚国还有一项特别的制度——战败将领必须自尽。这种制度使得许多封君不敢轻易冒险,往往选择消极避战,而这也导致了楚国军事思想的落后。早在战国初期,魏国已经发展出了重步兵战术,赵国有了胡服骑射,而齐国则拥有了技击士。但楚国依旧依赖传统的战车战法,战术僵化,机动性差,一旦遭遇魏国或秦国这样的强敌,往往被包围并且迅速溃败。唯一能击败的敌人,可能只是战术同样落后的越国。
与楚国的封君制度不同,秦国的封君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初期,秦国的封君制度还受到中原的影响,像秦献公封的公子向等。但随着秦孝公商鞅变法,秦国的封君制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,开始将军功作为封君的主要标准。战国时期,秦国的封君共计25人,其中9人为功臣,6人为降臣。秦国通过功臣封地的方式,成功稳定了新征服的地区。这些封君多被分配到新扩张的领土,如魏冉被封到陶地,樗里疾被封为严君。
秦国的封君制度,注重军功,成就了许多能够为国家扩疆拓土的勇士。与此相对的是,楚国的封君制度几乎没有功臣,很多封君只是通过家族关系获得封地。这使得楚国的朝政缺乏强有力的改革力量。秦国的封君大多来自于战场上的英雄,权力掌握在有功之臣手中,这也让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具攻击性的国家。
然而,尽管秦国通过军功制度稳固了国内的控制,但在统一六国之后,秦始皇废除了封君制度,改为郡县制,这为秦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。但与此同时,秦始皇也削弱了封君的权力,使得在秦朝灭亡后,失去了足够的支撑力量。许多秦朝的核心将领,如章邯、赵佗等人,纷纷投降或自立,导致秦朝迅速崩溃。反观楚国,虽然封君制度已经没落,但陈胜、项梁等贵族依旧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力量,抗击秦朝。
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,普通百姓缺乏文化与权力,但基层贵族却能组织起广泛的力量。因此,秦朝的灭亡并非仅仅因中央集权的衰退,而是关东地区的贵族反扑所致。刘邦本身就是关东人,且早年曾为魏国大夫张耳的门客,这一背景也为他最终登上帝位提供了重要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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